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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性侵未成年人強制報告”,警方及時介入方有最強保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-05-25 09:59:25來源︰新京報評論  責任編輯︰王雅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全國“兩會”上,全國人大代表方燕建議進一步落實性侵未成年人“強制報告制度”,並建議明確規定強制報告的管轄機關為公安機關。學校、社區、托管機構、培訓機構等,一旦發現未成年人被性侵的線索,就必須向公安機關報告,以盡早阻止侵害事件的發生、盡早取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代表的這個建議是有的放矢的,規定了性侵未成年人的強制報告制度,意味著相關一線工作人員在接觸到相關線索時,必須第一時間報告,不能有“自選動作”,且報告的對象,不再局限于教育機構內部,不再是校領導,也不再是作為行業主管的教育部門,而是直接由警方諞皇奔浣槿氳韃椋  國家司法權力對涉性侵案件查個水落石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強制報告制度是對未成年人的特殊關愛,是對于性侵未成年人案件“一步到位”的升級處理;也避免了之前一些個案因為案發時間被延宕,長期停留在學校內部“自查自糾”中,導致關鍵的性侵證據被湮滅的現實問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行《未成年人保護法》第6條規定︰“對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行為,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有權予以勸阻、制止或者向有關部門提出檢舉或者控告。”但是,“任何個人”都有權舉報,就可能變成“人人有責,人人不怎麼上心”,主體責任就很難壓實,所以推進性侵未成年人強制報告制度,有利于從主體上壓實能觸及到性侵未成年人線索的工作人員“強制報告”責任,有利于從神經末梢強化整張網絡的反應敏感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實上,現在學校的心理老師、班主任起到了反性侵“一線防守哨”的作用,當被侵害的孩子鼓足了勇氣,向這些他們相信的老師傾訴自己懵懵懂懂的感受,這些人員的反應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案件“升級”與“降級”,關系到保護未成年人機制的可啟動性和實現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但是,很多時候這些“防守哨”就可能“掉鏈子”。有的人員可能和被舉報老師關系不錯,導致案件被壓了下來;有的是提交到了學校層面,學校又有“法律之外的打算”,一邊是業務骨干老師被舉報,實在無人可換,一邊可能是孩子沒有“實錘”的舉報,種種因素都難免影響後期的處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哪怕學校和教育部門認真對待,但是因為缺乏必要的偵查技術、訊問技巧,也可能讓“怪老師”逃脫法律嚴懲。而一旦實行強制報告制度,由公安機關第一時間利用自己的司法權力進行調查,很多問題就迎刃而解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外,強制報告制度讓報告機制剛性運作,也能避免家長產生為難情緒。在一些案例中,家長往往不敢報警,其中的一個擔心就是“報警可能會導致我們跟學校對立,那樣對孩子以後的學校生活也不利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性侵害未成年人案本來錯在于加害人,錯在于學校等相關機構的“用人不察”,但如果沒有了強制報告制度的加持,就可能導致家長面對性侵案時“投鼠忌器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個社會文明程度越高,對于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犯罪行為的容忍度就越低。近年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屢屢成為社會的熱點,一些人面獸心的“怪叔叔”成為全民共同討伐的對象,“零容忍”共識已經達成。希望強制報告制度成為反性侵的“一線防守哨”。(徐明軒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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